邹承鲁,生物学家。1923年生于青岛,江苏无锡人。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195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生物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邹承鲁是著名的生物学家,在几十年的科学研究生涯中取得多项重要研究成果。他为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作出重大贡献;他确立的蛋白质必需基团的化学修饰和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公式及确定必需基团数的方法,已为国际上广泛接受和采用,被称为“邹氏公式”和“邹氏作图法”。他开创了活性不可逆变动力学的理论和研究,他的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活性部位新荧光团的形成、酶活性部位的柔性、酶作用不可逆抑制动力学等项研究,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开创性工作。
邹承鲁,1923年5月17日生,江苏省无锡县人。 1945年邹承鲁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195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1951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室主任,生物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1978年起担任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八届常委。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主席团委员,生物学部主任,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荣誉会员。多年来,历任一些国内外重要科学期刊编委,包括《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主编,《分析生物化学》(Analytical Biochemistry)及《生物化学及生物物》(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编委,美国《生物化》(Biochemistry)及FASEB Journal顾问编委等。1981—1982年曾应聘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教授。1986—1990年间曾分期担任美国国立健康研究所Fogarty研究员。 在英期间,邹承鲁曾首先发现纯化的细胞色素c与在线粒体结合时性质的差异,并证明细胞色素b与琥珀酸脱氢酶不是同一物质。回国后与王应睐及汪静英合作纯化了琥珀酸脱氢酶,并发现其辅基为与蛋白共价结合的FAD。对呼吸链及其他酶系也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为我国酶学及呼吸链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8年以后,参加发起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并负责胰岛素A及B链的拆合。这项工作的顺利完成确定了胰岛素合成路线,为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作出了重大贡献。60年代初,邹承鲁又回到酶的工作,所确立的蛋白质必需基团的化学修饰和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公式,和确定必需基团数的方法已经为国际上广泛接受和采用,并被收入一些教科书和专著。公式和方法分别被称为“邹氏公式”和“邹氏作图法”。接着邹承鲁又提出酶作用不可逆抑制动力学理论和抑制反应速度常数测定的方法。经过多年来理论上的发展和实验验证,已经为国际上普遍接受,方法也得到广泛的采用。 “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工作后,邹承鲁发现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在活性部位能形成荧光衍生物;细胞色素b的还原表现为三相动力学过程;胰岛素A和B链本身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在溶液中能正确的相互配对,并含有形成天然胰岛素正确结构的信息。在研究酶的空间结构与其功能关系的工作中,他发现在低浓度变性剂存在下,某些酶活性已大部分丧失时,还观察不到酶分子的任何构象变化,因此得出酶的活性部位处于酶分子的局部并且柔性较高的结论。最近他又提出酶活性部位的柔性为酶充分表现其催化活性所必需,在蛋白质生物合成过程中分子的卷曲是与合成同时进行的看法。以上这些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开创性工作。这些结论与看法,不少也已逐渐为国际上所接受。 邹承鲁善于启发学生在简单的条件下做出优秀的工作。他通过在工作中培养、课堂讲学和带研究生为我国生物学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其中不少现在已经是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自建立博士后和学位制度以来已培养博士后8人,其中包括美国、德国各一人。所培养的研究生中,已有博士生17人,硕士生17人获得学位。他治学严谨,知识面广,同时坚持几个方面的工作,都有建树。40多年来,在国内外重要杂志发表研究论文180余篇。由于在生物化学领域内的贡献,1992年获第三世界科学院生物学奖。他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及蛋白质必需基团的化学修饰和酶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工作,分别获第二次和第三次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后者还获得1989年陈嘉庚奖。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活性部位新荧光团的形成,酶活性部位的柔性和酶作用不可逆抑制动力学工作,先后三次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或自然科学一等奖。此外还获得国家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三等奖多次。 在南开中学和西南联大的学习,为邹承鲁一生科学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他喜爱研究工作,认为探索未知的事物是一种极大的乐趣,即使在节假日也经常查阅文献,撰写论文,或考虑科学问题。一直到现在仍然在考虑开创新的研究领域。他最近提出新生肽链折叠的假说,是分子生物学领域中尚未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邹承鲁一贯坚持科学上的重大决策应该充分听取科学家的意见,科学上的是非只能依靠科学家集体的评议,最终只能依靠长期科学实践的考验来判断。科学上的贡献,只能靠从踏实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从在科学期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经过国内外科学界反复的实践,逐渐取得国际上的公认。由于早期在剑桥工作时,适值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验室的设备条件比较艰苦的训练,他认为一个好的科学家即使在简单的条件下,也能根据条件许可做出优秀的工作。如果没有自己独创的学术思想,即使拥有大量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最多也只能做一些收集数据的工作,为别人的学术体系锦上添花。这当然不是说实验科学不需要物质条件,但如果没有实现自己学术思想的实验手段,即使有再好的学术思想也不可能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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