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泽宗，天文史学家，1927年6月9日生于山西省垣曲县。1941年日寇侵陷垣曲后逃难到西北，在陕西洋县和甘肃兰州读完初中和高中。1946年在师长们的资助下，南下广州，考人中山大学天文系。在学期间，即在广州和香港的报纸上发表科普文章20余篇，并写成《恒星》一书，于1952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51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工作，自1954年起，在竺可桢和叶企孙的指导下，从事天文学史的研究。1953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后在该所工作至今，历任助研、副研、研究员、所长(1983-1988)、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1995年先后被选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和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主要兼职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名誉主任、山西大学客座教授。
        席泽宗的主要贡献是他对历史超新星的研究。他提出了从史书中鉴别新星的7条标准以及区别新星和超新星的两条标准，从中、朝、日三国的历史文献中证认出90个疑似新星，其中有12个可能属于超新星，并讨论了这12个超新星和当今观测到的超新星遗迹以及与射电源的关系。他的《古新星新表》(1955年)以及他与薄树人合作的《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纪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1965年)被美国《科学》杂志等多种世界重要刊物转载，成为20世纪下半叶研究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和X射线源的重要参考文献而被频繁引用达千次以上。爱尔兰丹辛克天文台副台长、英国《ChineseAstronomyandAstrophysics》杂志主编江涛于1977年为美国《SkyandTelescope》杂志撰文评论中国文天学成就时说：“对于西方科学家来说，发表在中国《天文学报》上的所有论文中，最著名的两篇可能就是席泽宗在1955年和1965年关于中国超新星纪录的文章。”
        1609年伽利略首次用望远镜观天，发现了太阳上有黑子，木星周围有4个卫星，成为划时代的大事，这4个卫星后来被称为“伽利略卫星”。后来许多人发现在伽利略以前中国已有100多次黑子纪录，但从来没有人注意到伽利略之前古代也有人观察到木星的卫星(简称木卫)。席泽宗于1981年在《天体物理学报》上发表《伽利略前2000年甘德对木卫星的发现》，经过史料考证和周密推算，并组织10名青少年到河北兴隆进行观狈0验证，得出结论在 公元前364年，战国时期甘德早已观察到木卫三。此文虽仅2000字，但国内外报道、翻译和 讨论的文献不下数十种。日本学士院院士、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薮内清写了专文介绍，誉为 “实验天文学史的开始”。美国B．E．Schaefer教授在PASP(1991)上发表长达15页的论文，论 证木星的4个伽利略卫星，目力好的人都能看到。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黄一农，仿制中国古代 窥管用以观星，竟然能看到8等星，证明甘德观察到木卫，更不成问题。
        席泽宗的注意力，不仅放在图书馆保存的古书上，还随时留心考古发现的新材料。1973年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关于行星和彗星的材料。他及时地将这些材料予以考释和研究，在《文物》上公布以后，立即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至今已被用不同版本和文本重印过多次。尤其是形象逼真的29幅彗星图，可以说是望远镜发明以前关于彗星形态的惟一珍品，几乎成了撰写有关彗星书籍的必引文献，1986年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四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就用它作会标，其时哈雷彗星正闪耀在头顶上。哈雷彗星每76年来到地球附近一次，从秦始皇7年(公元前240年)到1986年出现30次，每次中国都有详细记录，为研究它的轨道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是，席泽宗于1990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演讲时指出，要想由哈雷彗星轨道元素的回推得到武王伐纣的年代，这是靠不住的。他的这一结论，已于1998年被上海天文台卢仙文的博士论文所证实。
        国务院于1996年决定实施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合攻关，席泽宗受聘出任首席科学家兼专家组副组长，主持研究这一时期的天象纪录，以求定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绝对年代。经过200余位历史、考古、物理和天文学家的努力，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已于2000年11月9日正式公布，天文学在确定商王武丁在位年份(公元前1250—1192年)、武王克商之年(公前1046年)和懿王元年(公元前899年)等许多关节点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席泽宗培养研究生不多，但要求极严，个个成材，江晓原不到40岁即已名闻中外，43岁到上海交通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担任首届系主任，推动了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