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杰出的控制论专家。1931年12月生于山东荣成。196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力学数学系，同年鲍曼高工研究生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后又获科学博士学位。历任七机部26所副所长、二院副院长、总工程师、副部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国务院环保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他还是清华、北大、复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教授，华盛顿大学终生名誉教授和美国休斯顿大学荣誉博士。
        宋健在最优控制系统理论、分布参数控制理论等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为控制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修订和扩充了钱学森《工程控制理论》一书，进一步推动了控制论科学的发展。他建立了“人口控制论"这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新科学，对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宋健教授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主席团成员。他还受聘为俄罗斯科学院和瑞典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宋健，杰出的控制论专家，1931年12月29日生于山东省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他5岁入小学，12岁上胶东文荣威联合中学。14岁参加了八路军，值勤之余，读遍当时威海市图书馆所有藏书。抗战胜利后到威海市政府工作，第二年春赴胶东建设学校学习，后又转往华东工矿部工业干部学校学习。由于他成绩优异，1951年春，被保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造。
        1952年，宋健通过了留苏考试，1953年8月，赴莫斯科鲍曼高等工业学院炮兵系二年级学习。他遵命学炮兵，但爱好却在数学、力学等基础学科。三年级后，他又考入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夜大，昼夜奔读于两个大学，聆听世界数学大师邓肯、潘特里亚金教授的控制论、现代几何、代数等课程。大学毕业时，他获得了金质奖章，并被推荐为著名控制论科学家费列德包姆的研究生。在念大学和作研究生的短短几年时间里，他先后用俄文发表了6篇论文。首次解决了三位空间中的最优控制设计，证明并且实现了他激直流电机的双参数最优控制，建立了双参数最优控制理论，完成了实物实验。他在国际上发表的许多论文，都被他的导师费列德包姆教授收录在《最优控制系统理论》一书中。费列德包姆教授赞叹地说：“宋健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奋斗精神，中国的前途无量!”后来，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和美国教授也把这些成果写进了他们的专著。宋健还以令人信服的成就，建立了最优控制的等时场理论，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几位科学家之一。1960年，宋健同时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夜校和鲍曼高工研究生院，同年10月获副博士学位。当时有多名苏联著名科学家要求授予宋健苏联科学博士学位，只需延期数月即可获此殊荣，但由于当时中苏关系逆转，宋健放弃了这个机会，毅然回国。80年代末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他的母校决定授予宋健科学博士学位，由苏联最高学术委员会颁发了证书，并申明“这就弥补了一件历史性的阙失”。
        1960年回国后，宋健立即投入中国导弹研制工作。他主持中国第一代地对空导弹控制系统的总体设计，任主任设计师。当时，我国的导弹事业还处于开创时期，他和其他科研人员一起反复探索，攻克了各种技术难关，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控制系统的设计、实验和定型工作。他最早把最优控制理论应用到导弹控制系统的设计中，解决了初制导的快速引入问题。他主编的《导弹控制中的坐标变换》一书，不仅对地空导弹，而且对地地导弹、空空导弹的研究工作都起了指导作用。
        60年代初，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导弹发展计划的首席科学家钱学森，感到控制论科学的重要，提议并委托宋健协助华罗庚、关肇直先生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筹建了中国第一个控制论研究室，宋健任副主任。宋健领导该室工作lO多年，在最优控制理论、偏微分方程控制理论、线性最优控制系统综合理论研究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当有人称颂钱学森先生对控制论所作的卓越贡献时，他回答说：“不，现在的控制理论的权威不是我，是宋健!”“宋健作为一位科学家，富有研究才能；作为一位技术家，又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不是一般科学家都能做得到的”。
        1963年秋季，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第二届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钱学森、关肇直等老一代科学家向大会推荐了宋健和韩京清合作写的一篇论文《线性最优控制系统综合理论》，宋健在会上作了发言。当走出会场时，数百名各国科学家，瞬时将带去的120份论文抢索一空。美国著名科学家拉塞尔、纽斯达、张廉等，纷纷到中国代表团的驻地表示祝贺，高度赞扬这项有独创性的科研成果。
        1964. 年，钱学森把修订被国内外控制理论视为经典著作的《工程控制论》的任务交给了宋健。当时我国的国防科研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白天，他全力以赴主持导弹的研制工作；夜晚，他潜心修订钱学森的著作。用了长达三年多的节假日和夜晚，最后使这部论著从40万字增加到100万字，1980年和1981年分为上、下两册出版。该书1982年获得了全国优秀科技著作奖。
        60年代初，中国在发展大型远程火箭和超高速防御火箭武器中，遇到了飞行器弹性震动控制问题。宋健和关肇直等合作，建立了由偏微分方程描述的分布参数控制系统等理论。他首先提出了弹性震动控制的概念，研究了飞行器自动驾驶仪设计中的有关控制理论问题，发表了《带有常微分控制器的分布参数控制系统》和《点测量、点控制的分布参数系统》中外文版论文，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外科学界认为这些成果“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无疑具有重大的价值”。这项工作于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60年代中期，中央军委决定研制反导弹导弹。宋健作为技术?总负责人，接受了组建反导弹研究所的任务。正当他夜以继日领导着反导弹研制工作时，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在逆境中他利用基地的图书馆，发奋苦读，补学了天文学、宇航原理、超高音速空气动力学、分子光谱学、原子物理等，做了大量的习题和笔记。1969年秋，他奉命返京，恢复工作，任七机部二院生产组副组长。1971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深夜听取反导弹第一次试验前的汇报，并问及宋健的出身、经历，亲切勉励这位年轻科学家努力奋斗，为国争光。
        宋健排除“四人帮”造成的种种非难和干扰，带领一批青年科技人员，完成了我国第一批反导弹总体设计以及技术设计模型弹、独立回路弹的设计、试制和实验飞行任务。1980年，宋健担任了由核潜艇发射的固体潜地导弹的第一副总设计师、航天部二院副院长。他全力协助总设计师黄维禄，及时处理了许多关键性的技术问题，1982年固体潜地导弹发射成功。
        1981年，宋健调任航天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主管军用计算机系统和通讯卫星研制工作。他是我国首次通讯试验卫星发射定点控制的现场总指挥。他亲自组织和领导了飞行控制专家组，建立了通讯卫星实时监控系统。当第一颗通讯卫星未能进入地球同步轨道时，他指挥将卫星推向高轨道，为星上设备和地面通讯实验赢得了时间，为第二颗通讯卫星的发射成功和定点试验创造了条件。第二颗通讯卫星于1984年4月定点和运行取得圆满成功。
        十年内乱，中国人口暴增，引起了科学界的恐惧。宋健受激于马寅初先生的风范，忧国忧民，1977年邀约于景元、李广元等，应用控制论的理论和方法接续研究人15控制问题。从熟悉人口学历史、搜集中国人15资料和数据开始，建立了新的人15发展方程，分析了人15发展的动态过程，重新定义了人口学的各项指数，创立了人口发展过程的稳定性理论和控制理论，从而创立了“人口控制论”这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新学科。发现和证明了“人口总和生育率双向极限定律”，解决了人口学中的一个长期存在的关键问题。这个定律含义是，对任何国家和社会，都存在一个临界生育率。临界值可由人口统计数据中算出。这引起了世界人口学和控制论学界的强烈反响和承认，称之为宋～于定律。1980年宋健领导小组首次作出了中国人15的百年预报：如果中国妇女生育率不降下来，那么到2050年中国人15总量将达到40亿。这引起了国务院领导人和人15学界的严重关注。宋健和于景元联名向中央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具体建议，为政府制定人15政策和发展战略提供了定量的科学依据。国内学术界评价为：“人口控制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典范”。西方人15统计学的奠基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的考尔教授(A. J. Coal。)评价说：“宋的研究和我们西方的研究方法完全不同，那里要有很高的技巧”。美国东西方中心副主任、人口研究所所长赵利济博士对《中国人口控制》一书评价道：“这本书将成为中国人口研究的一个重要和有价值的里程碑。书中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对中国是重要的，而且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人口增长已成为紧迫问题的第三世界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他所开创的人口控制论学科的建立结束了从18世纪马尔萨斯以来长达200多年的激烈争论，把人口学变成一门精确的定量科学。
        从80年代起，宋健就着手对我国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他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定量方法》一文中提出：“对社会现象中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量的抽象，用定量方法去描绘它的‘状态和过程，表明人类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社会科学现代化的特征之一"。他还提出“实现社会科学从描述科学向精密科学的过渡”。
        1994年，他出访非洲，经过埃及时看了古文化遗迹，知道埃及古代文明从公元前3200年以后都有详细纪年，而我国古代史研究不足，历史学界对夏、商、周的起始年代至今未有定论。国内外都有历史学家否定中国有5000年文明，甚至否定黄帝的存在。此事使他坐卧不安，他提议应该组织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联合开展研究，揭开这千古之谜。1995年12月，宋健与国务委员李铁映共同主持，在中南海召开了首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正式提出建议。1996年5月16日国务院决定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并将其列为--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宋健在会上做了讲话。会后公开发表了“超越疑古，走出迷茫，，
        21。文章发表后，在我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使沉闷了近一个世纪的古代史研究进发出新的生机。仅两年后断代工程就有了突破性进展。
        宋健虽然长期在行政领导岗位上工作，但始终不放弃科学研究。从50年代末到90年代在系统控制论、导弹航天领域、人15控制论以及交叉科学研究领域，先后发表科学论文160余篇，科技著作10余种。主要有：《导弹控制中的坐标变换》、《工程控制论》、《人15控制论》、《科学与社会系统论》、《论科技兴邦》等。
        他先后被聘任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和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的访问教授，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终生荣誉教授，墨西哥工程科学院通讯院士，瑞典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由于在控制论科学领域中的开创性成就，宋健于1978年获国务院授予的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献奖，1979年获国防科技成果奖，1980年获国防科技二等奖，198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工程控制论》(钱学森原著修订版)1982年获全国优秀科技著作奖。由于人口控制论的创立和“人口发展稳定性”理论的发现，于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际数学建模学会最高奖——爱因斯坦奖；1989年获苏联宇航奖；1997年获意大利列奥纳多(达.芬奇)杰出贡献奖。
        1985年宋健任国家科委主任，主管全国科技工作。1986年又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1985年他亲自领导了为中央起草《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工作，为全面落实“科技面向经济”、“经济依靠科技”的指导方针开辟了广阔的道路。1986年宋健提出并成功地实施了科技面向农村经济的“星火计划”。这是科技界为落实“面向”、“依靠”方针所执行的第一个全国性计划，不久即在全国农村成燎原之势。
        1988年，他又启动了“火炬计划”，支持科研院所、大中院校和科技人员个人创办高技术企业。在全国各省会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建立了52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极大地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为高技术发展计划(“863”)、科技攻关等计划的成果进入市场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进入90年代，宋健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将科技工作具体指导方针进一步发展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即稳住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发展，放开大多数技术开发型研究院所，引导他们面向市场，建立产业。为此，1986年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支持基础研究为主要任务。1989年，宋健提出我国科技工作应按工、农业生产，高技术研究及其产业化，基础研究这三个层次进行战略部署。1992年又实施了“攀登计划”，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工作。1995年3月14日，宋健上书中央，建议确立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指导方针。他的建议被中央采纳。科教兴国战略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方针。
        宋健平易近人，不以官位自居。他非常尊敬老一代科学家、革命家。他钟爱科技界同侪，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他急迫地为培育青年一代科学人才的成长和接班筹划策略。他特别重视从工人、农民中提携和造就科技人才，使他们成为新一代劳动人民中的掌握科学技术的领导力量。他极为重视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设。他在行政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坚持在清华大学和航空航天部承担培养硕士生、博士生的导师任务，受到青年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