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钊猷，医学家，生于1930年12月26日，广东新会人，1954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至今在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外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1988—1994）。早年在崔至义教授指导下从事血管外科工作，1965年与杨东岳一起完成世界首例足趾游离移植再造拇指手术，1968年起转为研究肝癌，其代表性工作为小肝癌的研究，主持解决了肝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的一些关键，包括：我国高危人群的划分，使检出率提高34倍；首先提出在较低甲胎蛋白浓度早期诊断肝癌；根据我国肝癌85%伴肝硬化，提出小肝癌用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的改革，降低了手术死亡率，提高了切除率和长期疗效；首次提出术后密切随访可发现症状出现前的复发，对亚临床复发行再切除可明显延长生存期；在世界上最早更新了肝癌自然病程的概念；提出并证明肝癌既有单中心发生又有多中心发生，从而在国际上最早系统提出“亚临床肝癌”的新概念和理论，并写成英文版专著，由Springer。出版，世界发行。在此基础上，80年代他又将重点转到不能切除肝癌的有效治疗上，提出“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这一命题并取得成果，为了达到更有效缩小肿瘤的目的，又紧紧抓住世界前沿开展“肝癌导向治疗的研究”，为此连续在国家“六五”、“七五”和“八五”攻关中标，并取得成果，在国内最早系统进行研究并使72位患不能切除肝癌者因肿瘤明显缩小而获切除。此外他还在国内最早建立裸鼠人肝癌模型、最早（1979）在医学领域引进并应用微电脑，为此曾获美国癌症研究所金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三等奖各一项，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建国以来医药科技成果金杯，1987年作为全国14名有突出贡献科学家之一受邓小平等领导人接见。
        汤钊猷，医学家。1930年12月26日生，广东新会人。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外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抗癌联盟理事，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1988—1994），是国际著名的肝癌研究专家。从事肝癌研究28年来，使我国肝癌的诊治水平提高到世界前列，挽救了许多病人的生命。
        汤钊猷1954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分配在上海中山医院外科做住院医生，师从我国著名的血管外科专家崔之义教授，打下了扎实的外科功底。1965年曾和杨东岳教授一起成功地完成了世界第一例足趾游离移植再造拇指手术。1968年周恩来总理指出肿瘤是多发病，常见病，发出了攻克癌症的号召，汤钊猷毅然放弃从事10余年的血管外科专业，转而研究原发性肝癌。
        60年代初，肝癌是“癌中之王”，患了肝癌，就等于宣判死刑。60年代肝癌基础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肝癌细胞系的建立，乙型肝炎病毒和黄曲霉毒素的发现，尤其是甲胎蛋白（AFP）在肝癌病人血中的检出，为肝癌临床诊治研究奠定了基础。尽管如此，对大多数肝癌，医生们还是以消极治疗为主。大约只有5—10%的肝癌可获得切除，整个肝癌的5年生存率始终未超过5%。
        1964年苏联科学家Tatarinov在肝癌病人血中测得AFP，为肝癌临床研究带来了一线转机，医务人员可以在病人尚未出现症状的时候，从血中测出肝癌特异的AFP，肝癌的早期诊断成为可能。由于60年代的影像学诊断水平还十分落后，肝肿瘤的定位不准确，在打开腹腔前医生不知道病灶在左叶，还是在右叶，是在肝脏表面，还是在内部，这样“盲目”的探查手术风险极大。
        70年代初，汤钊猷带领一批医务人员进驻肝癌高发区江苏省启东县，在农村宣传早期诊断和治疗肝癌的重要性。为当地农民抽血化验，检查甲胎蛋白指标，发现异常升高的，就动员手术。当时人们不相信肝癌还能手术切除，几乎没有病人肯首先尝试手术切除。经过反复宣传教育，一些患者勇敢地站了出来。于是手术在乡卫生院简陋的手术室里进行…手术很成功，病人在手术后不久苏醒，两周后出院。人们开始接受了外科手术，汤钊猷可以积累大量病例来评估早期肝癌手术切除后的疗效。
        局面打开了，更多的早期肝癌经手术切除了，术后病人的生存期在延长，1年，2年，3年……，汤钊猷在1978年阿根廷第十二届国际癌症大会报告小肝癌手术切除的经验，及70%的3年生存率，引起大会高重视，世界的目光开始注视中国。中国人以雄辨的事实证明肝癌是可以治愈的，肝癌由不治之症转为部分可治!
        在自然人群中抽血检查甲胎蛋白可以最大限度地发现早期肝癌，但花费巨大，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国家，如何使有限的医疗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新的课题又摆在汤钊猷领导的肝癌研究所面前。他们反复比较计算后提出结合我国国情又易于操作的肝癌高危人群的标准为：有肝炎病史5年以上者，或已知HBsAg阳性，年龄在35—40岁以上，65岁以下者。在肝癌高危人群中抽血检查甲胎蛋白，肝癌的检出率提高34倍。
        肝脏手术自肝脏的局部解剖和肝脏生理生化功能被阐明后，规则的肝叶切除一直占主导地位。但我国肝癌85%以上合并肝硬化，肝叶切除导致大块肝组织丢失，手术死亡率很高。汤钊猷领导的肝癌研究所提出小肝癌用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术后保留了更多的正常肝脏组织，手术死亡率大大降低，进一步提高了小肝癌切除的5年生存率。
        肝癌研究所小肝癌切除后5年生存率达到66.3%，以及“亚临床肝癌（无临床表现）”概念的提出，引起世界肿瘤学界的极大关注。这一成果先后在1979年获美国癌症研究所“早治早愈”金牌，1979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1991年卫生部科技成果推广一等奖。小肝癌早期诊断和手术切除方法通过肝癌研究所举办的五期肝癌学习班向其他医院推广，小肝癌外科手术治疗在全国许多地方得以开展。
        小肝癌的诊断和治疗得以解决，但大肝癌仍是外科手术的禁区。首先大肝癌往往与周围重要血管、胆管相粘连，切除存在技术上的困难；其次，肝癌病人大多合并严重肝硬化，肝脏大块切除病人术后往往难以恢复，手术死亡率很高。而我国经济和医疗条件的不均衡，使大多数门诊病人就诊时肝癌已属晚期。大肝癌的治疗问题就摆在了汤钊猷的面前。能不能想方法使大肝癌变小，再行手术切除?其效果是否会与小肝癌切除相似，而好于大肝癌一期切除?将小肝癌理论延伸，这一崭新的思路出现在汤钊猷的脑海里。80年代初开展的肝动脉结扎加插管化疗为大肝癌的治疗带来一线希望，肿瘤的生长得以控制，病人的生命得以延长。肝癌研究所是国内开展此项工作最早的单位之一，并率先尝试对缩小后的大肝癌再手术切除。虽然手术难度增加了，但结果却相当令人鼓舞，5年生存率达到50%以上，与小肝癌相似。此外肝癌研究所还探讨了许多使大肝癌缩小的方法，如经导管的动脉化疗栓塞，超分割外放射，冷冻外科，激光和微波外科治疗等。由于肝癌细胞对化疗放疗不敏感，合并严重肝硬化，肿瘤缩小后二期切除率不超过10.1%，限制了大肝癌的手术疗效。寻找有效途径缩小和控制肿瘤成为解决大肝癌治疗的关键。
        1975年Cesar Milstein和Georges Kohler报告了大量制备单克隆抗体的方法，肿瘤免疫治疗有了新的武器。当时国际上单克隆抗体治疗肿瘤刚刚起步，尚处于摸索阶段，无现成经验可循，而且各单位间竞争十分激烈。汤钊猷在国际会议上得到信息，决定瞄准国际水平。让中国在这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回国后立即组织力量进行验证，当得知国家正在进行“六五”科研项目招标时，汤钊猷中断休假，很快将一份“六五”攻关标书送到了中国国家科委。1983年“肝癌阳性扫描与导向治疗”中标，汤钊猷领导的肝癌研究所得到国家科委的资助。
        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研究所合作，成功地制备了抗铁蛋白抗体、抗肝癌单克隆抗体、抗甲胎蛋白单克隆抗体等一系列抗体，并将抗体与化疗药物交联，或将抗体标记同位素，在裸鼠人肝癌模型上得到验证后，运用于治疗肝癌病人，结果表明导向治疗取得可喜成果，获中国卫生部乙级奖。
        “六五”中标，肝癌导向治疗的实验研究及以后临床应用，成为肝癌研究所的转折点。在此以前的科研主要以临床探索为主，研究对象主要是病人。此后肝癌研究所成为基础临床紧密型的研究所。科研成果不仅意味着病人的受益，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阐述发病和治疗的机理，为以后的探索奠定基础；这种机制还利于尽快将临床发现的问题反映到实验室，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诊断治疗的手段。
        导向治疗获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证明了汤钊猷的大肝癌缩小后再切除的理论。1982年至1992年，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共对571例大肝癌病人作了旨在控制或缩小肿瘤的治疗，结果表明，大肝癌缩小后，肿瘤与重要血管、胆管的距离变大，操作相对安全；肿瘤缩小后切除范围较少，术后肝功能容易代偿，再切除后5年生存率达到58.5%，与小肝癌切除后极为相似。汤钊猷总结了肝癌研究所大肝癌缩小后再切除的经验，发表在1995年第一期的《世界外科杂志》（World Journal of Surgery）上。成果获得中国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真正的肝癌治疗从50年代起步，肝脏解剖被阐明，使肝脏手术成为可能，大约有5%的肝癌病人因此而获得长期生存；六七十年代发现了甲胎蛋白，肝癌可以早期诊断，小肝癌手术切除使另外5—10%的肝癌病人受益；80年代，通过综合治疗，使大肝癌变小再手术切除，又使5—10%的肝癌得以治愈。
        肝癌手术切除后进一步延长生存期的关键是防止肿瘤的再发和转移。汤钊猷发现肝癌手术切除后5年内有80%左右的复发率，即使小肝癌根治性切除也有50%的复发率。用HBV-DNA整合位点的方法，汤钊猷和科研人员发现肝癌术后的复发，有两个来源，一是肿瘤在原肝硬化的基础上再发生，这是一级预防的问题；二是肝癌在手术时，已存在微转移灶。手术后不久，这些微转移灶长大，成为临床可以观察到的“新”的肝癌病灶。二者的机会约各占50%。进一步研究发现有些肿瘤尽管很小，也会早期因侵犯门静脉出现转移，而另一些肿瘤很大，手术切除后却没有转移灶发现。这说明肝癌的预后不仅与诊断和治疗有关，还与其本身的生物学特性有关。面对临床提出的新课题，汤钊猷意识到仅仅靠手术是不够的。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有可能在基因水平探索疾病的本质。汤钊猷开始注意收集肝癌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关注国内外发展动向，阅读基础研究的文献对于临床出身的外科医生来说非常困难，令人吃惊的是当研究生们讨论基因、蛋白质时，汤钊猷往往能敏锐地指出其中的意义和研究的难点。虽然汤钊猷没有亲自指导研究生的具体实验操作，但他对研究方向和总体规划的见解总能让人信服。如同当年肝癌的研究时建立裸鼠人肝癌模型十分重要一样，现在研究肿瘤的转移，也要建立裸鼠人肝癌转移模型，这在国际上尚无先例。汤钊猷决定把转移模型的建立作为研究所重点支持项目，给予经费保证，并专门指导一位博士研究生从事此项工作。一年后，终于从30例手术标本中筛选出一株高转移模型，在裸鼠体内其转移发生率为100%，能完整逼真的再现肝癌在人体内的转移过程。
        40年来，汤钊猷共发表科研论文300余篇；主编了3本肝癌专著，其中2本由Springer出版社在全世界发行；应邀参加了40多次国际会议；任9本国外杂志的编委，其中2本杂志的亚太地区主编；国际抗癌联盟理事；在1986年和1991年主持了两次大型国际肝癌肝炎会议，并将在1996年第三次主持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个人在1988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4年获上海市“卫生系统医学荣誉奖”肝癌研究所在最近10年接受的课题经费和国内外资助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