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思苦求必有得，耄耋仍怀赤子心
来源： 时间：2023-06-03
众所周知，中国的核武器事业是在紧张的国际政治气氛中，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工业基础上，自力更生、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发展起来的。胡思得，第一批被国家分配到核武器研究所的大学生，他亲历了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恢弘壮丽全过程。
一、伴随中国核武器科技事业成长
1958年7月，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生胡思得得知自己被分配到二机部。他问老师，我去做什么工作？老师的回答是不知道。从上海到北京，进入二机部后，他被安排去九所一室向室主任邓稼先报到。随后，不断有大学生前来报到，过了一段时间，这批年轻人还是不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于是公推已经是党员的胡思得去向邓稼先提要求，要邓稼先说清楚九所是干什么的、一室是做什么的。邓稼先略加思索，答应先召开一个党小组会。在会上，邓稼先终于告诉胡思得，九所是从事核武器研制的，一室是理论研究室，当前一室的任务就是加紧学习，掌握和突破原子弹理论。胡思得和同伴们激动不已。
1958年下半年，邓稼先率领一室的同事来到北京北郊的一块庄稼地，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就从这块高粱地里起步。邓稼先带着胡思得等年轻人，一边开展建所劳动，一边开展业务学习。他们从爆轰原理、中子输运理论等三本书起家，教学相长，逐步深入到原子弹相关理论研究中去。胡思得也被任命为状态方程组组长。
1959年下半年，第一颗原子弹总体力学计算开始，胡思得的研究小组负责提供铀从常态到数千万大气压范围的宽区物态方程。当时，铀的高压数据在国际上严格保密，国内还不具备冲击压缩实验的条件。胡思得率领研究小组，直面种种困难，初生牛犊不怕虎，独立思考、自主创新，在掌握其他多种金属的物态方程基础上，分析不同物质特性的内在关系，从其他金属外推铀在几百万大气压下的压缩曲线，再根据托马斯-费米理论获得千万量级大气压下的数据，并创造性地设计了过渡段连接办法，从而建立了跨几千万大气压范围的铀物态方程，满足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需要，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突破扫除一只拦路虎。后来慢慢的有了国外的资料，他们发现国外同行也是用的类似的方法。
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突破后，工程化成为另一关键问题。1963年底，作为理论联系实际专门小组组长，胡思得离开北京到青海基地联系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相关的工程设计、加工生产和科学实验。临行前，周光召特意找他谈心，鼓励他“抓住实验和理论不一致的地方深入研究”。他牢记在心，在高海拔基地奋斗4年多，结合当时的工艺水平，建立了一套科学方法，既保障武器性能，又兼顾可加工性，在理论设计与实际产品之间架起了桥梁。此方法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及武器化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也为后续武器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加之自己积极思考，他更加深刻地领会到工程物理的实际，由此逐渐形成了一套科学思维方法和管理方法，并成功运用到科研工作中去。
二、核武器研制功勋卓着
在早期核武器发展历程中，当时没有可用的数值模拟程序，理论设计面临很大的技术挑战。研究过程中曾遭遇过三次关键性能实验不理想的挫折。这时政治运动又对科研工作的曲折无端上纲上线，他和研究团队顶住压力，坚持技术问题只能用科学方法来解决。随后半年多的时间里，他深入加工车间和实验现场，理论更加紧密联系实际，终于发现问题所在，进而提出了优化方案，并通过了实验室实验和核试验的综合验证，使我国的武器装备水平实现了一次重大突破。
胡思得对中国核武器事业最重要的贡献是领导了最先进核武器研制。
在某新构型原理的探索阶段，对其可行性看法不一致，任务安排遇到很多困难，当时胡思得是研究所的分管领导，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他判断新原理是值得探索的，于是在主体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安排了探索性课题的立项，并组织落实研究力量。这一决策为最终完成先进设计起到了孵化育苗的作用。
1986年，胡思得带领研究团队对世界核武器研制水平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调研分析，在此基础上，他协助邓稼先、于敏起草了致上级关于加快核试验进程的建议书。
1990—1999年胡思得先后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院长，他组织策划和具体领导了我国最后阶段的系列核试验，领导全院科技队伍打了一场全力以赴、志在必得的胜仗。从每一次试验任务的目的、理论方案确定，到关键技术攻关、工程实施的部署与决策，他统筹谋划，周密部署，每一次试验，既取得了显着技术跨度，又确保了圆满成功，使我国核武器设计水平在禁核试前得到了跨越式提升。
核试验不能做了，核武器研究也就失去了最有效的验证手段，尽管核国家的核武器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加深认识。禁试前，胡思得就和一大批战略科学家思考和谋划我国核力量的后续发展。禁试后，领导并提出了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总体战略。经过二十年的艰苦努力，阶段性发展目标一一实现，我国核武器研究能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逐步形成了禁核试后具有中国特色的核武器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开启核军控新学科
在协助邓稼先、于敏起草关于加快核试验进程的建议书的过程中，胡思得深深体会到核军控与核力量建设的有机联系，意识到核军控是国家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他在朱光亚的领导下，成为国内第一批进入军备控制领域的自然科学家，着力于创建队伍并开展相关研究。
他领导和建立了“科学与国家安全研究项目”(PSNSS)，在国内开启了核军控科技研究这一新兴学科。他担任首任“核军备控制科学技术专业组”组长，创建中物院战略研究中心，这是国内第一支核军控核查技术方面的专职研究队伍。他带领战略研究中心积极开展核军控核查关键技术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技术决策建议。
自2000年以来，胡思得担任中国科学家军控小组（CSGAC）主席，他着力于促进中美两国学者的高端交流，增进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的相互了解。另外，他还积极推动中俄相关研究机构间的交流，为中俄科学家在国际核军控问题上取得共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到最后一次核试验，胡思得亲历了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全过程，他最优秀和最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无不紧密围绕国家安全和利益。在长期的科研工作中，他形成了鲜明的“立足工程物理真实需求，从理论中来，到实际中去”的学术特点。他以自己的科研征途，丰富了武器物理研究的内涵，深刻影响和激励了年轻一代。
从青海高原，到新疆戈壁，再转战四川深山，繁重的工作任务，多年来殚精竭虑，如履薄冰、如影随形的巨大压力，令一位大学时的国家三级运动员积劳成疾，尤其是近年来不断发展的膝盖退行性病变严重影响到他日常的每一步行走，但耄耋之年的他，仍然拄着拐，坚持每天到单位上班，在他微笑的面容上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痛楚。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胡思得曾自比为“一滴小水滴”，愿意融入大海，在集体事业中绽放智慧。他无怨无悔地为中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奉献了六十余年，至今还工作不辍、奋斗不息。他是以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求实创新为本色的国防科研集体的优秀代表。
（撰稿：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吴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