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梁何利基金筹办过程
徐志坚
来源：何梁何利基金会 时间：2004-10-20
在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期间，根据朱镕基副总理的直接指示，由我负责“何梁何利基金”的筹备工作。这项奖励基金是由香港恒生银行的董事长利国伟先生向朱镕基副总理当面建议并首先出资设立的。我在国务院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参与做了一些具体工作，整个筹备过程历时9个多月。
1993年6月19日，大约是下午1点钟，我因事留在文化部的机关食堂用餐，突然接到了朱镕基副总理打到食堂办公室的电话，说他上午会见了香港恒生银行的董事长利国伟先生，利先生主动表示愿为内地、为国家做点好事。利先生想设立一个以教育为主、包括科技方面的奖金，奖励内地教育界和科技界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朱副总理要我与利先生直接联系。
我根据朱副总理的指示，迅速回到办公室。因为我对恒生银行的利国伟先生很不了解，故立即给有关的同志和朋友打电话，向他们了解利国伟先生的有关情况。他们工作效率很高，很快就答复了我，介绍了利国伟先生及香港恒生银行的有关情况，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说利国伟先生乃香港金融界前辈，爱家乡，爱香港，心向祖国。我考虑到利先生是一位75岁的长者，又是主动地关心祖国的事情，于是我就在当天（6月19日）下午，大约4点钟，到宾馆去看望了他。
在我们会晤的过程中，利国伟先生表示：可以先拿出约一亿元港币作为设立奖金的基础，虽然钱不多，但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期引起香港实业界人士的注意和响应。他当时的构想是以瑞典诺贝尔奖为榜样，以教育界为主组织设立这个奖励基金，又想奖励科学技术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他对掌握这个奖金的受委托方已有一个初步设想，想请几所大学来筹办这件事，还点了4所学校的名。给我的印象这只是他对这个基金的初步设想，尚需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当时对于他关注国家建设与发展的一片赤诚之心，我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有关会见利国伟先生的情况，我在6月22日向朱镕基副总理写了一个完整的汇报，朱副总理作了原则同意的批复。
此后我即与利国伟先生就此事保持着信件和电话交往。在交往中，利先生多次强调以诺贝尔奖金的形式给国内教育界、科技界成就大的人士颁发这个奖金，奖金的数目可以大到100万。他说：“教育和科技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很重要，内地的教育科技人士做了很大贡献。”他对此表示敬意，并说他愿为奖励内地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做点事情，希望把奖金直接奖给学者个人，甚至说到希望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利国伟先生对某些问题还想得很细致，如为了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服务，获奖人应当在国内有七年以上的服务年限，即获奖人不仅须具备中国国籍，而且还必须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若干年。我感受到利国伟先生思之缜密，看到的是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1993年7月28日，利国伟先生来信告知，香港恒生银行的前辈、曾长期担任香港恒生银行董事长的何善衡先生，也愿意捐助港币一亿元。
利国伟先生还给我来信说，为了这项奖励基金的设立，他已经特地邀请了杨振宁先生和我联系，一同研究设立基金的有关事宜，主要是章程、办法、管理和运营的章法。
国际着名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受利国伟先生的委托到京，1993年8月9日下午5时，我们相约在中南海武成殿进行会晤，交换了一些意见和看法。杨振宁先生也告诉我，利国伟先生很欣赏诺贝尔奖金的管理和运行办法，希望能按照诺贝尔奖金的模式设计这个他倡议的基金的管理。我当时曾向杨振宁教授明确表示，并请他转告利先生：“一、阁下暨何善衡先生倡议创设科学奖励基金，是利国、利民之义举，定当尊重两位先生关于创设基金的意愿。二、设此奖励基金得到国务院朱镕基副总理的关心和支持。有利先生、何先生的积极倡议和合作，我们一定努力把此事办好。”
在这次会谈及以后的信件往来中，杨振宁先生给我提供了整套的诺贝尔奖金的组织和运行办法，包括章程、评选委员会和基金的管理运行。
我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有关同志认真地阅读了诺贝尔奖励基金和国内其他基金设立的办法，研究了有关问题。当时我们就利国伟先生要设立的奖励基金，主要探讨了这么四个方面的问题：①关于基金的性质；②如何使这个奖保证它的客观公正性和权威性；③如何使这项基金保持增值，至少不要贬值；④如何使这个奖励基金有一定的组织保证，能够长期地运行下去，而不至于办几年就慢慢地消亡了。
关于基金的性质
我们在探讨中首先明确，所设奖励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在香港按香港现行法规设立信托委员会全权管理这项基金，对这个基金的管理和学术的评选，要分别设立独立的机构，并且明确了这个奖以学者为主，而不是以部门为主。其目的是奖励取得杰出成就的科学技术专家，促进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发展。
关于奖励的客观公正性和权威性
为了保证这项奖励的客观公正和权威性，应成立评选委员会。参考了诺贝尔奖的做法，可设委员十五六人。委员须具备国内、国际应有的学术地位，即须确有重大成就，是国际、国内有影响、有名望的科技人士。
按照杨振宁先生的设想，在委员会中应聘请1/3的国际学者。以使评选委员会的视野更开阔，影响更广泛，使这个奖与国际学术活动联系得更紧密，更有利于联系团结科技方面的国际友人。
我们在探讨中认为，应充分尊重独立设置评选委员会的权威性。评选结果不受政府官员或某些权威人士个人意见的影响。在权威专家组成的专业评审组提出获奖候选人之后，全都通过评选委员会民主投票，其投票结果即为最终决策。
为了保证客观公正性，我记得杨振宁先生当时还提出一个办法，就是对于被推荐人、授奖的预选对象，要提前一段时间在报纸上或者某些杂志上发出预告，广泛地听取社会意见。我们过去官方评审，都是内部走程序，没有向社会公开。将此项奖励活动置于社会公众监督之下，也是一个进步，实际上等于现在的公示。
关于基金的保值增值
为了保证基金的增值，至少不贬值，探讨中商定应在基金信托委员会之下设立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基金的运作、投资和增值。
当时，我跟中国银行的领导联系，请他们支持。并与利国伟先生商量，以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和香港的恒生银行两家为主，成立一个基金管理委员会（现称投资委员会），以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行长为主任委员，由他们负责这个基金的运作，包括投资要保证增值。这两家都是权威性的金融机构，因为恒生有利国伟先生，中国银行是我出面，而背后有朱镕基副总理，故两家都表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后来利国伟先生还跟我讲过，他知道香港有几家是专门搞投资的财务公司，可以依托他们。如此一来，由于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积极参与，加之香港的恒生银行经验丰富，具体操作依托专门的投资机构，而且每年都有公证性的财务公司审计，因此多年来基金管理委员会在香港的运作成效显着。2000年5月，我在香港列席何梁何利基金信托委员会会议，得知1999年投资利率是+26.5%，这是很可观的。我回来后给朱镕基副总理写了报告，镕基同志还批给岚清同志阅。
关于奖励基金的组织保证
我们探讨时认为，因为受奖评选对象主要是内地的学者，因此应在北京设立评选委员会办公室，挂靠在国家科委。办公室工作人员、信托委员会、评选委员会、投资委员会成员都是不领取酬金的志愿服务者。信托委员会、投资委员会成员，评选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除国际学者外，均以机关团体职务身份参加工作。这也是参考了诺贝尔奖基金董事会主席、副主席由瑞典王国政府任命的做法。这对于基金的延续、持久也是重要的保证。
在基金会的筹备过程中，我多次邀请国家科委、教委、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港澳办、中国银行等部门的同志共同研究，均得到这些部门主要领导的关心、支持，都主动起草有关文件。记得周南同志研究后还亲自来信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杨振宁先生对国内的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一直很关心。在设立何梁何利基金的过程当中，提出了不少积极的建议，也提供了许多权威性的资料，他作为信托人之一和评选委员会副主任参与了以后基金的管理和评选活动，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他强调指出，设奖领域及奖励对象不是以部门为主，而是以学术为主，体现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精神，突出了科技发展对经济建设的贡献，抓住了重点。当然，在科技发展或有贡献的人当中，教育及实业界也占了很大比重，所以也吸收教育界等有关人士参与奖励基金的管理。
经过多方酝酿，尤其是与利国伟先生的商榷，原来不大明确、甚至有些模糊的问题，逐步清晰了，理顺了。
正如利国伟先生先前的预计，他出一亿元港币设立基金，确实起到了“抛砖引玉”的效果。1994年1月3日利先生来函告我：恒生银行董事梁琚先生乐于捐港币一亿元参加基金。1月23日，又来函告我：恒生银行董事何添先生也乐于捐港币一亿元参加基金。这样，基金总数就达到四亿港元。
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大的原则均已取得共识，1993年11月12日我向朱镕基副总理做了汇报、请示，并抄报岚清、宋健、罗干同志。此后，我根据经镕基同志和李鹏总理审阅并原则同意的基本框架和主要精神，又多次与利国伟先生通过信件磋商。在原则上取得共识、具体实施办法也比较一致的情况下，根据利先生的建议，我于1994年1月，委托国家科委段瑞春和国办秘书局的罗迎难两同志前往香港，与已在香港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周振兴一起，于1月5日至7日与利先生等进行具体商谈。段瑞春等报回了会谈中6个有关问题的协调处理意见，我均同意。这样，双方于1月7日草签了《信托契约》并就《基金组织结构大纲》、《评选章程》和《评选委员会》等达成一致。至此，奖励基金筹备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
1994年2月2日我向罗干秘书长汇报这一阶段工作的主要情况和下一步的打算，并报基、岚清、宋健同志。主要内容是：关于双方准备草签的三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及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需要请示的几个问题和关于下一步的工作。我在这份汇报及请示报告中最后提出：考虑到基金的筹备工作现已基本完成，建议对基金的组织工作及今后的运作，正式移交给信托人负责，并由国家科委作为牵头单位，以科委副主任惠永正同志为委员会的主席。镕基同志批示“同意”并报请李鹏总理审阅。
1994年3月30日，四位捐款人或代表和5位信托人在香港签署了信托契约。何梁何利基金正式诞生。
十分遗憾的是，梁琚先生于1994年11月去世，1997年12月何善衡先生也去世了。当时国务院领导均请有关人士转达了悼念之意，并送了花圈，表达对他们家属的慰问。
何梁何利基金的确立，办好何梁何利基金，是对他们最好的永久的纪念！
1996年12月底我工作调动，在去向朱镕基同志报告和辞行时，谈话中我说到：利国伟先生创办基金之事，在你的支持和鼓励下，办成后运作几年了，反应良好。对利国伟先生等人我们是否需要有所表示？他当即跟我说：明年可能到香港去开一个会，可以会见捐款人，表示我们的谢意。 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镕基同志将出席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此前，惠永正同志在1997年5月31日给朱镕基副总理报告中提出，希望镕基同志能够在香港出席何梁何利基金第4届颁奖典礼。基副总理在报告上批示：“时间要衔接一下。徐志坚同志筹办这项基金做过努力，可请他也赴港参加此项评奖活动。”此时我工作已变动，显然他是特地让我去的，为此我也很受感动。后来我想，对捐款人表达我们的谢意总要以某种形式才好，于是我提出了一个方案报请镕基同志办公室：请中央文史研究馆着名的、有影响的书画家创作一批书画，同时请镕基同志给这四位老先生或他们的家属分别写一封亲笔信。对这个方案，镕基同志欣然同意。
我将创作礼品书画的事跟文史馆的几位老先生说了，他们听说是镕基同志送给尊贵客人的礼品，都很高兴，很用心创作，很快就办妥了。
朱镕基同志对文史馆的老先生一向关心和敬重，为了表达对他们辛苦创作的谢意，9月3日晚，镕基同志在钓鱼台接见了创作书画的馆员，他们是：启功、秦岭云、卢光照、黄均、许麟庐、杨萱庭、刘继瑛、林锴等先生。这些学者、名人，多是八十多岁德高望重的人物。
接见时，先聊了一会儿，认识一下。然后请镕基同志看一看我们挂出来的礼品字画，每人还分别与他合影留念。镕基同志请大家吃饭，气氛很随意、活跃。
席间，秦岭云先生坐在镕基同志右边，秦先生说：“我们画画啊，家里的房子小，画小画还行，画大画就不行了，都展不开，没个地方，希望给我们单位盖点房子，大家好有个活动场所。”镕基同志说：“好啊，我想办法帮你们筹集一点。”
关于参事室、文史馆盖房子的事，实际上我在这之前已经向有关方面打了报告，正在进行当中。现经秦岭云先生这么一说，镕基同志这么一表态，以后办此事，路子就更加顺畅了。这也算是我得到的一个“副产品”吧。
根据朱镕基副总理的批示，我随同他去了香港。1997年9月23日上午，在恒生银行礼堂，举行何梁何利基金第4届颁奖典礼，朱镕基副总理在颁奖典礼上讲了话。他说：“我们非常高兴这次颁奖能够在香港举行，而且是在7月1日香港回归以后的香港举行。现在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成立的基金，发给中国的科学家，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都知道世界的科技突飞猛进，如果我们不在科技上掌握，并且迎头赶上，我们只有永远的落后。”“所以中国需迎头赶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何梁何利基金就是以鼓励祖国的科技人才为目的，我想将来会越来越有意义，因此我给四位老先生和他们的家属写了几句话。我来之前，我请国务院文史馆的老先生作画题字，送给四位老先生和他们的家属。我在里面写上‘高谊可风，功在当代，泽被永远’。”
实际上，在颁奖典礼之前，镕基同志给这四位老先生和家属写了亲笔信，交给了我，我在会前，也已把这些信交给他们本人或子女了。颁完奖，12点半宴请捐款人的时候，我们又把字画交送给了他们。这些老先生们，包括他们的家属，因为朱镕基副总理不仅对他们的善举给予高度评价，还用非常亲切友好的方式表达了谢意，都非常高兴。镕基同志与每位老先生及其家属都十分亲切地握了手，请他们同坐一桌，席间大家谈笑风生，气氛非常融洽。
在与利国伟先生多年的交往中，他多次称赞祖国建设和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他还对我讲，他觉得朱镕基副总理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确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非常敬重他。同时利先生表示，他对于朱镕基的人格魅力也很赞赏。
利国伟等老先生都是拥有炎黄子孙赤子心的贤者。他们为故乡，为自己的祖国都做了许多的好事、实事、善事，“何梁何利基金”是其中的一件。他们的功德已经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何梁何利奖”和“何梁何利星”将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注：本文作者徐志坚为原国务院副秘书长、现任何梁何利基金顾问。）